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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0月08日

“投资与消费，并非非此即彼的选取 题 。投资派所忧的信心不足 ，与消费派所指的收入约束，实际上指向的是同一个深层问题”

今年以来
，消费修复偏慢 、内需不足仍是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
。与此同时，全球主要央行步入同步紧缩窗口 ，美联储再度面临加息压力。笔者近期在美国访问时切身观察到当地通胀的粘性仍然明显
，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进一步上升 。内外因素叠加，中国经济应当依靠什么实现稳定增长 ，愈发成为各方关切的议题
。

在近期的讨论中
，有学者提出，解决消费偏弱
、内需不足的问题 ，主要还是要靠投资
，并认为"不存在消费驱动的增长方式"，主张中央政府增加发债、加大公共投资力度；他们认为 ，居民信心不足制约了消费扩张
，在此背景下，增加有效需求要靠投资需求的提升。而另一些学者则持不同看法 ，主张着力提高居民收入 、改善分配结构
、带动消费 。这场讨论在经济学界与社会公众中引发了广泛的争论：投资与消费，孰先孰后？应当从何处着力？

笔者认为
，投资派与消费派各有其理据，但讨论大多停留在"选取 哪种工具"的层面；而比"选取 哪种工具"更值得先行回答的问题是：居民的收入与消费 ，由一套什么样的机制决定？这套机制的运行状况如何？近年来投资的边际贡献递减、资本市场表现的起伏
，都难以单纯以周期因素解释，它们与生产关系的完善 、机制的变革是否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密切相关。

这便回到一个讨论已久却常被搁置的命题——生产关系
。中国生产力经过40余年的发展已达到相当水平
，而产权安排、要素定价
、分配规则、政府与市场关系等生产关系层面的制度安排，其调整与改善的进程却相对滞后。倘若分配机制未曾理顺 ，居民收入增长缺乏内生的制度支撑
，消费刺激政策只能在边际上形成短期托底；唯有厘清机制的运行逻辑并在实践中持续改善，扩大投资 、促进消费等政策工具方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更大的经济潜力 ，蕴藏在民营企业与居民之中；激发这份潜力
，关键在于机会的创造——让经济更有活力，让居民更有预期
、更有安全感的机制建设与法律保障体系 ，应当成为改革的方向
。本文即尝试沿"机制—收入—消费—内需"的传导链条，对这一命题逐层梳理。

收入是如何决定的：一条需要认真梳理的传导链

居民收入并非政策文件所能直接规定
，而是国民收入分配机制运行的结果 。国民收入在劳动者、资本所有者与政府之间如何分配，取决于一系列基础性制度安排：工资如何形成 、资本回报如何归属
、土地增值收益如何分享、财产权利能否得到有效保护 、社会保障如何托底
。这些安排 ，构成了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关系。

这条传导链可概括为：生产关系决定分配格局
，分配格局决定居民收入水平与结构，收入水平与结构决定消费能力与意愿 ，消费能力与意愿决定内需的规模与质量 。

沿此链条审视
，当前的症结则变得较为清晰：在初次分配环节，劳动报酬份额提升缓慢；在财产性收入环节 ，居民财产增值的渠道尚不畅通；在再分配环节
，社会保障的托底功能仍存短板
。三者叠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长期徘徊于43%左右。源头的流量受限 ，仅靠下游疏通
，效果终究有限 。近年来促消费政策不可谓不密集——消费券
、以旧换新、场景创新均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消费率提升总体有限，原因即在于此
。故笔者认为 ，将主要着力点置于机制的持续改善，方为治本之道。

改革开放的历程
，就是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生产力的历程

回望40余年，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居民收入水平的整体提升 ，正是市场化改革渐进深化的过程
，其本质是生产关系不断变革以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过程 。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整农业经营方式，到民营经济从无到有 、由小及大——如今已贡献50%以上的税收
、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 、80%以上的城镇就业——再到加入WTO融入全球分工体系 ，生产关系层面的每一次调整
，都释放出一轮新的增长动能。这一进程及其成就，值得充分肯定
。

区域层面的经验同样具有说服力。浙江、广东等经济较为发达
、居民收入水平较高且较为稳定的地区 ，恰恰是民营经济最为发达、政府与企业关系较为平等 、藏富于民特征较为鲜明的地方 。在同一国家的同一政策周期之内
，区域间居民收入水平呈现的系统性差异，与民营经济发育程度及分配机制的高度相关 ，为"生产关系影响收入格局"这一判断提供了颇具说服力的经验证据
。

与此同时
，亦应看到，制度供给并未在所有领域同步跟上。部分行业已深度参与世界 竞争 ，薪酬水平与世界 接轨；而另一些行业和岗位，劳动报酬却长期偏低 。这种结构性落差
，本质上反映的是市场化程度尚不充分
、法律法规与劳动者权益保护措施尚不健全、分配机制有待完善
。换言之，问题并非市场化本身 ，恰恰是市场化不充分 、竞争不充分
、保障不到位
，使一部分劳动者未能获得与其贡献相称的报酬。

尤须指出的是，当前生产力的发展速度日益加快 ，人工智能、数字化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
，正在催生新的就业形态 、新的生产组织方式与新的分配关系，对制度变革提出了新的要求 。生产力变革越快 ，生产关系的调整就越需要及时跟上
。

世界 比较的启示：分配结构值得深思

对分配机制运行状况的判断
，可借助世界 比较加以参照。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黄亚生的研究显示，中国制造业产出中用于支付工人工资的比例 ，由1992年的6.3%降至2024年的约3.3%
，劳动者收入占制造业产出的比例低于美国
、日本、韩国 、印度
、巴西等主要经济体 。这一落差的长期存在，对企业的出口竞争力构成一种优势 ，但对居民购买力则构成一种约束
。然而企业的竞争力与居民的收入，本应统一于国民福利的持续改善之中。黄亚生教授"生产者和消费者是同一个人"的判断
，简明地道出了其中机理：劳动报酬的水平，同时就是下一轮需求的水平 。

宏观口径的世界 比较呈现大体相似的结构特征：

如何看待这一差距？笔者认为不必简单归因于某一部门或某项政策
，而应将其理解为特定发展阶段发展模式的产物：工业化追赶阶段，分配向积累、生产与出口部门倾斜 ，集中资源投向基础设施与产业产能
，成就了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和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其历史贡献应当充分肯定。但当生产力发展到今天 ，既有机制继续运行的边际效果正在递减：产能扩张快于居民购买力的增长
，国内市场难以消化的产出日益依赖出口，而低价出口客观上意味着部分国民福利让渡于海外市场
。同一套分配机制的功与过 、利与弊 ，须置于发展阶段之中动态评估——这也正是机制需要持续改善的理由。

机制改善的着力环节

对照上述传导链与发展实践
，笔者认为以下环节的改善空间较大 。

其一，劳动力定价机制
。劳动报酬的形成 ，需要一个公平、公开
、透明、平等的市场环境与机制保障。长期以来，工资增长指导更多考虑企业竞争力与就业稳定
，劳动者在初次分配中的议价机制相对较弱，劳动报酬占比的提升因而滞后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行业间 、岗位间收入的结构性落差 ，亦与劳动力市场分割和竞争不充分密切相关 。改善方向包括：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
，使劳动报酬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动态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完善集体协商与劳动力市场统一的制度安排
。在劳动生产率同步提升的前提下，劳动力成本向合理水平回归并非企业的负担 ，而是内需的来源。

其二
，账款支付与劳动报酬保障机制 。当前企业间应付账款拖欠与"三角债"问题仍然突出，部分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工的工资支付尚缺乏刚性保障
。账款拖欠不仅直接压低相关群体的实际收入水平 ，更因收入的不确定性削弱其安全感
，进而抑制消费意愿。将治理制度化——合同履约约束
、支付链条监管、失信惩戒 、工资支付保障制度与恶意欠薪的法律责任——属于典型的生产关系范畴的完善，也是稳定收入预期最为直接的一环 。

其三 ，土地制度与农民财产权利
。农村土地转化为工业和城市用地过程中
，增值收益的分配机制尚不均衡，农民获得的财产性收入偏低——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仅相当于城镇居民的约十分之一。让农民更多分享土地增值收益 ，是机制改善中潜力最大的环节之一 。

其四，民营经济的发展环境。如前所述
，民营经济贡献了半数以上的税收与八成以上的城镇就业，是居民收入最主要的载体
。值得重视的是 ，近两年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24年下降0.1%
，2025年降幅扩大至6.4%，而同期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分别为增长3.2%与下降3.8%。民间投资的收缩 ，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民营企业对未来的信心不足与预期偏弱 。信心不足的问题
，须以制度回应：越是预期偏弱，越需要给这个群体更多的保障与确定性
。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实到位 ，稳定企业家的产权预期与安全预期
，企业方才敢于长期投资
、扩大用工、提高薪酬。这正是当前机制改善中最应当加力完善的地方 。

其五，居民财产性收入渠道
。2024年中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仅8.3%左右 ，其中七成以上来自利息
，来自股权红利的仅约一成，资本市场在"让居民分享企业成长红利"方面的功能发挥尚不充分。资本市场是居民财产性收入最直接 、最有效的途径 ，也是实现机会公平的重要场所 。加快基础制度改革，完善退市
、信息披露与投资者保护
，居民的收入结构方能趋于多元
。

其六，新技术条件下的制度供给。人工智能、数字化等新技术的加速应用正在重塑就业形态与分配关系：平台用工与灵活就业规模迅速扩大 ，数据要素参与分配的规则尚待建立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面临新的课题 。在立法 、社会保障
、税收等制度层面及时作出安排，防止新的结构性失衡固化 ，是当前制度变革需要前瞻布局的领域
。

上述环节归结为两个着力点：让民营企业有更多发展的机会
，让老百姓有更多增收的能力。笔者长期以"能消费、敢消费 、易消费"概括消费的前提，其中"能消费"是基础 ，它同时取决于机会（就业与创业）与能力（工资、财产性收入与保障）两个侧面
，缺一不可 。

本币购买力：一个值得关注的维度

在世界 比较框架下，尚有一个维度值得提及：本币购买力。若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而劳动力成本相对偏低 ，货币的实际购买力便可能与名义汇率出现一定程度的背离
，此即世界 经济学中"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所刻画的情形
。无论从购买力平价
、劳动成本的世界 比较，还是从长期贸易顺差与制造业竞争力来看 ，人民币对主要货币均存在向合理均衡水平渐进回归的空间。笔者在此前发表的专栏文章《内需与汇率——从收入增长机制到预期修复》https://opinion.caixin.com/2026-09-16/102485384.html中已作系统讨论：内需的破题，取决于人民币购买力预期与居民收入预期的协同修复 。此处仅强调一点：汇率向合理均衡水平的渐进修复
，本身即意味着居民实际收入与福利的改善，其与分配机制的完善互为表里 ，具体论证不再展开
。

结语：机制改善优先
，政策顺势而为

回到本文开篇提及的那场争论：投资与消费，并非非此即彼的选取 题。投资派所忧的信心不足 ，与消费派所指的收入约束
，实际上指向的是同一个深层问题——生产关系的完善与机制的变革，尚未充分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机制理顺了 ，投资自会流向有效率的领域
，其边际贡献得以改善，资本市场方能真正发挥财富效应；居民的收入能力与预期同步增强 ，消费的扩张亦将水到渠成
。工具之争
，最终要回归机制之辨。

扩大内需，归根结底不是一个"刺激"的问题 ，而是一个"机制"的问题 。唯有在分配机制的持续改善上下功夫，让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
，让劳动力定价拥有公平、公开 、透明
、平等的市场环境，让账款支付与劳动报酬获得刚性保障 ，让财产性收入的渠道更加畅通
，让农民更多分享土地增值收益，让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平等竞争 ，让本币购买力渐进回归合理均衡
，刺激消费、扩大投资等政策工具方能充分发挥作用
。与分配机制密切相关的法律改革，产权制度 、劳动法律
、支付保障规则、财产制度亦应同步推进。

改革开放的经验一再证明：生产关系的每一次改善 ，都会带来生产力的新解放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如此
，民营经济的兴起如此，加入WTO如此 ，未来应对新技术变革的制度创新亦将如此
。这一进程不会一蹴而就
，但方向是清晰的。机制理顺一分，居民收入便多一分底气 ，内需便多一分动能 。久久为功，中国经济从"生产大国"迈向"消费大国"的转型
，便有了坚实的制度支撑，这既是共同富裕的题中之义 ，也是高质量发展阶段最值得期待的改革红利。